2017年，是农历丁酉年，也是十二生肖中的鸡年。作为十二生肖中唯一的飞禽，“鸡”自古就与人类的生活密切相关，赢得了“德禽”的美誉。历朝历代出土的古代文物中，不难寻觅到“鸡”的身影。本篇列举的几件“鸡”文物，都是河北博物院陈列展出的文物精品，这些“鸡”已不再是单纯的动物，历史韵味吉祥而神秘，文化意义丰富而深刻。

铜鸡首仪仗

河北博物院“大汉绝唱——满城汉墓”陈列中，展出一件“铜鸡首仪仗”。出土时，鸡首和底部的镦相差2米，据此得出的考古判断为：这是一件比较高的仪仗。

所谓“仪杖”，指的是显示尊贵的社会地位及权势的器具，也称“权杖”。在古代，人们对于拥有的权力有各种各样的展现方式，权杖就是其中之一。关于权杖的来源有一种说法，认为权杖早在原始社会后期就已经出现，当时的部落首领为显示自己的权力来自神灵，常常手握部落所崇拜的图腾，表明自己是人神合一或神的化身。中国古代最著名的权杖，当属“鸠首杖”。所谓“鸠首杖”，就是杖首为一只鸠鸟的手杖。在古代，鸠首杖为尊老敬老之物，汉代更是以拥有皇帝所赐的鸠首杖为荣，故鸠首杖又称“王杖”。河北博物院“大汉绝唱——满城汉墓”中，恰好有一件“铜鸠杖首”与“铜鸡首仪仗”同时展出。从目前的出土情况看，在古代中原地区，“鸡首杖”远不及“鸠首杖”普遍。

满城汉墓出土的这件“铜鸡首仪仗”，雄鸡头部侧面造型，鸡冠硕大，喙部装饰有阴刻卷云纹，简洁生动，端方威仪。在古人眼中，鸡是能够辟邪的祥瑞之物。在万物有灵的上古时代，鸡因其特殊的生物习性被赋予超自然的神力，它不但被神化为光明的使者，更被神化为至高无上的神灵。另外，古人在生产生活中，发现可以通过太阳的影子来判断时间的早晚，于是出现了最便捷的观测仪器——杆子。正如考古学家所述：“我国西南地区与其他地区一样，在出土文物中，也可发现反映‘立杆侧影’活动的仪杖，如：树、柱、杖上都能发现有龙、鸟（鸡）、虎等图像，它们既与古代观测日象的活动与信仰有密切关系，同时也反映出当地的文化特征”。据此，以“铜鸡首”为权杖，究竟是古人出于对太阳神的崇拜？还是远古天文仪器留给后世的记忆印象？凡此种种，都有待我们去进一步深入研究。

青釉龙柄鸡首壶

河北博物院“名窑名瓷”陈列展出的“青釉龙柄鸡首壶”，2004年出土于赞皇县西村，系南水北调线路文物调查时发现。

青釉龙柄鸡首壶，盘口高颈，壶的肩部有鸡首形流口和四个桥形系。与鸡首相对处，塑有一龙形手柄，龙嘴紧咬壶口，形成龙头探水之势。造型新颖的青釉龙柄鸡首壶，通体施青黄釉，釉色莹润，壶上部釉层较厚，釉色深而开细碎纹片，下层釉薄而色泽淡雅，历经千年，雍容犹在，体现了北朝时期青瓷烧造的工艺水平。

鸡首壶，又名鸡头壶、天鸡壶。因鸡首状壶嘴而得名，最初见于三国末期吴国墓葬中，之后成为两晋至隋流行的一种瓷壶样式。唐代以后逐渐消失，为一种被称为“注子”的执壶所替代。

最早的鸡首壶，鸡首为实心，不通壶腹，不能用于倾注，主要用于装饰。到东晋时期，鸡首壶才向实用功能转化，鸡首由装饰性的实心变为空心，可以出水。到南北朝时，鸡首壶已经成为人们的日常生活用器，盘口增高，重心下移。除了鸡嘴与壶腹相通能倒水之外，还出现了龙柄与莲纹装饰，给鸡首壶增加了宗教色彩。总之，南北朝时鸡首壶的制作已趋于规范，工艺和实用性都达到了比较高的水平。

虽然，鸡首壶是当时普遍使用的生活器具，但这种青釉瓷器，在当时是非常珍贵的，并非平常的百姓日常使用之物，而是只有皇室、贵族阶层才能够使用（如东魏茹茹公主墓、北齐冯翊翎王高润墓等）。据出土“青釉龙柄鸡首壶”的赞皇西高墓志可知，西高墓群为北朝赵郡李氏家族墓地，李氏家族是当时最有影响的崔、卢、李、郑四大家族之一。

“鸡”与“吉”谐音，鸡首壶延续使用了数百年，反映出在那段战乱频繁的年代里，人们对吉祥安宁生活的祈望。有些遗憾的是，这件青釉龙柄鸡首壶略有残损，鸡冠已失。

曲阳石雕生肖鸡

河北博物院“曲阳石雕”陈列厅，展出了五代节度使王处直墓出土的4件十二生肖石雕。它们原本整套镶嵌在王处直墓前室四壁上方的小龛中，以鼠为先，以北为上，顺时针排列。遗憾的是，1994年该墓被盗，十二生肖浮雕只剩了6件，“曲阳石雕”展出了其中的鼠、龙、马、鸡。

古代十二生肖一般有三种形式：动物原形、人身兽首、人与生肖动物组合。王处直墓中的十二生肖，显然属于“人与生肖动物组合”类型，其中“人物”皆为宽衣博带、满脸福相的“文官”。从整体看，所有“人物”均是正面站立，服饰也大致相同，头戴进贤冠，脚蹬双歧履，身穿交领阔袖袍，腰系绦带或革带。共性之外，每件生肖浮雕中的人物形神或人与动物的组合方式又得到了个性化处理，整理与局部结合得十分完美。这件生肖鸡石雕，是其中损毁最严重的一件，“抱鸡人”的头部已不可见。从残存的图案看，这件生肖浮雕线条流畅、构图精巧，还采用了绘塑结合的手法，例如袍服的布褶就是暗部用亮色，亮部留白，增强了衣纹的凹凸、折叠及立体感，“鸡”身上的花纹，则多用墨线勾勒，线条主次分明、疏密得当，变化丰富，反映出五代时期曲阳石雕工匠的高超技艺。

当然，这组生肖浮雕的意义还不仅仅在于其艺术价值，它们的存在，还神秘地传递出了墓主人王处直“失于察人之明，以至养虎遗患”的身世际遇。王处直养子王都，于天祐十八年（921年）发动兵变，囚禁了王处直及其妻妾，尽杀王处直子孙、心腹，以致王处直在不久之后抑郁而终。唐及五代时期的人们普遍相信鬼魂，王都在害死王处直及其一家后，担心他们的冤魂会降祸于他及子孙后代。所以，在为养父营造墓葬时，极尽奢华地彰显“孝道”之外，还不得不进行了一些特殊“设计”，其中之一就是：该墓中的十二生肖不是按常规围绕棺椁，而是被移到了墓的前室。这样，死者的灵魂不但不是宇宙的中心，还会得到震慑，正如和少微在王处直墓志铭中“亲述”的那样：“固夜宫而灵魂自安”。

（《中国文物报》2017年2月7日8版）